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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聪:一半银行家一半抗艾义工

日期:2016-6-30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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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年3月13日,杜聪在北京出差,身份是欧洲一家银行企业融资部的高级职员。2007年初,他结束了6年没有收入的状态,找到了这份工作,但同时,他依然是香港智行基金会的主席,依然利用双休日去北京的办事处处理事务。

  2008年,是杜聪从事艾滋病孤儿救助的第七个年头。他伴随着一批批受救助的孩子度过了12个学期,其中一些人已经进了大学。

  华尔街高级雇员的忧虑

  杜聪出生在香港。小学和初中读的是香港圣方济教会学校,初中毕业全家移民去了美国。他在旧金山念完高中,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完本科,之后考入哈佛大学,在东亚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,曾是杜维明的学生。1991年毕业后回到纽约,在华尔街一家投资银行工作。

  上世纪80年代初,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,纽约和旧金山恰好是风暴眼:一群同性恋者莫名其妙地死亡。杜聪的一位中学数学老师后来也死于艾滋病。"鸡尾酒"疗法发明之前,人们几乎认定,所有的艾滋病人都会死亡。

  银行的融资项目涉及高速公路、发电厂等大型工程,杜聪因此有机会去内地偏远的地方出差。那几年,仅贵州省他就去过8次,还有山东、湖南、湖北等省份。他感受到内地的人们对艾滋病的无知和艾滋病可能蔓延的迹象。90年代的中国是否会重蹈美国覆辙,出现艾滋病暴发或死亡的高峰?这是杜聪经常问自己的。

  把智慧和拯救付诸行动

  华尔街投资银行的生活是另一种图景。经常性地每周工作超过80个小时,偶尔达到100小时,"很忙很忙,所以人家都说,在那里工作一年,相当于拥有在别的地方工作3年的经验。"

  杜聪当时的年薪,即使放到今天也是金领中的金领。每天上下班,他有专门的司机接送。银行里还有好几架私人飞机,去某些地方出差,都是坐飞机,"那种小飞机让我觉得有压迫感。"回首那一段奢华时光,杜聪觉得,"那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蛮奢侈浪费的"。

  1995年,他被瑞士一家银行派驻香港,位居联席董事(相当于副总裁)。两年半后,他担任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。

  1998年,杜聪与好友成立了智行基金会,做艾滋病的预防宣传和安全套的发放。智行,就是"把智慧付诸行动"的意思。

  2003年,杜聪获"香港十大杰出青年"称号。此后,他还入选过"2005感动中国十大人物",获得过"2006杰出世界青年"称号。

  有点像焦裕禄

  杜聪第一次走进河南上蔡村,一天之内跑了几个村子。在那里,每10个成年人中约有4-6个感染了艾滋病。一样阴暗而破陋的屋子,一样躺在床上年轻而奄奄一息的艾滋病人,一样的疱疹、痔疮、腹泻及发烧,一样的缺乏药物,一样的死亡,还有绝望时的自杀。

  "你知道炎炎夏日里不寒而栗的滋味吗?"杜聪的比喻令人发冷。

  那天下午4时,杜聪跟陪他进村的当地人--一共5个男人,站在一块玉米地边上哭。离开农村前的那个晚上,杜聪失眠了。他望着仲夏夜空的点点繁星,被一种巨大的冲动攫住。他决定:要为这些不幸的人做些事情。

  他辞职了。母亲很不理解:"我们供你读书,是想让你成为华尔街出色的银行家,而不是一个全职义工!"大部分亲友也认为他走火入魔,只有一位好友对他说:"按自己的心意做事。"

  从此,这样的场景不断重复:清早,阳光洒进杜聪家的客厅,他站在白瓷观音像前,点上一炷沉香,祈祷诸事顺当,然后拖着拉杆箱启程。那几年,每隔6-8个星期,他会去一次河南。

  中央党校的靳薇教授记得,2004年与杜聪走在乡间地头,问他,爬在院墙上开黄花的是什么?答:喇叭花。其实是丝瓜。地里的各种作物:芝麻、土豆、棉花,他不认得;鸡、鸭、鹅、驴子、骡子,他分不太清。磨面机和轧面机他也是第一次看到。

  "我就纳闷,他是怎么听懂河南话的?河南老农又是如何听懂他的广东普通话的?他在乡村中像走自己的亲戚家一样,熟练地东家出西家进,他怎么做到的?"靳薇说,"看他背个黑色大背包在农村里走,我就想,有点儿像焦裕禄。"

  帮助了6000多个孩子

  记者与杜聪去过两次河南上蔡,一次安徽阜阳。看着他如何坐上一块钱的"蹦蹦车"驶向各村,看着他如何在每户与大人孩子促膝拉家常、问孩子的治疗与读书,看着他如何跟政府官员和医生打交道,如何接待每一户泪水涟涟要求救助的家长,如何把握原则与中国式的"人情"......看到他身上那种绵绵不绝、后劲十足的温和的力量。

  也多次在国际会议上碰到杜聪,看到他是如何沉着平静地演讲;看他如何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员、全球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一切可能的捐助人沟通,为基金会筹募资金;也从不同渠道听说他把多年的积蓄搭进这场事业,"没有收入,全年无休"。

  杜聪拍过一张照片:一个瘦小的男孩站在板车前面,车上有他骨瘦如柴的父亲,两个人都低着头。那个黄昏,杜聪远远看到泥路上走来这对父子,儿子用板车推着父亲,只是想让因为艾滋病整天卧床的父亲透透新鲜空气。

  还有一个男孩,功课挺好,人很文静。父亲得了病,母亲改嫁走了。他站在村口,望着母亲的背影,不出声。那一刻,杜聪有一种恍惚:在他差不多年纪的时候,因为别的原因,母亲也是这样带着妹妹离开了家,父母从此分开了。

  他为这些孩子着想的,远胜过他们死于艾滋病的父母,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到中专、技校、大学,杜聪甚至为他们毕业后的出路想办法。2006年初,他带着一批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河南孩子南下深圳、广州,帮他们在私企找工作。

  他的理性和专业精神体现在对基金会的管理上,他要将救助因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儿童变为一个可推广、可延续的事业。"智行"的队伍渐渐扩大,一些受过帮助的孩子加入基金会做义工,或者帮助工作,只领取象征性酬劳。杜聪说,"一个人的力气是不够的。好比我开了一家餐馆,味道不错,客人越来越多,我只能多开连锁店,自己做行政总厨,把握政策和大方向。否则只有一个杜聪,每天24小时全部投入也是不够的。"

  重返金融界,杜聪觉得唯一的影响是"睡眠更少了"。但是,他轻轻说:"你第一次访问我的时候(2004年初)我们才帮助了1000多个孩子,现在有6000多个了。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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